从诊断到随访乃至复发转移，患者的心理状态会随诊疗环节发生明显变化，且每一阶段的心理问题均会对治疗产生直接影响。

    在诊断与治疗启动期，患者对癌症本身存在强烈恐惧，甚至出现治疗抗拒心理，同时对首次系统治疗的疗效和潜在不良反应过度担忧，进而反复确认诊断准确性、犹豫治疗方案，甚至延迟治疗，直接影响治疗时机的把握；在手术决策期，保乳与全乳切除、乳房重建等决策触及患者身体形象与女性身份认同的核心诉求，显著的心理冲突会降低患者对手术方案的理解与接受度，进而影响术后满意度；在治疗维持与随访期，长期化疗、内分泌治疗带来的治疗疲劳，叠加对复发转移的持续恐惧，易让患者产生治疗排斥感，直接降低治疗依从性和长期耐受性，最终影响肿瘤控制效果。

    因此，心理健康管理对提升患者治疗耐受性和依从性至关重要，良好的心理状态是保障乳腺癌长期慢病治疗顺利推进的基础。

    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问题贯穿诊疗全程，且会对患者及家庭产生双重冲击，同时随病程呈现周期性变化、阶段性加重的特点。

    诊断期以急性应激反应为核心，焦虑、抑郁、失眠问题高发，部分患者还会出现恐惧、麻木、茫然的爆发式情绪反应，既影响治疗方案的选择与配合，也会给家属带来严重心理冲击；治疗期因治疗副作用引发的身体形象受损、癌因性疲乏、认知功能障碍，叠加睡眠障碍，让患者长期伴随不同程度的焦虑与抑郁，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与社会功能；康复期即便肿瘤得到根治性治疗，患者仍会因复发恐惧和回归社会的担忧处于心理高警觉状态，身体症状的轻微变化都会引发情绪剧烈波动，再次出现抑郁、无助感；进展期及终末期的心理问题更为复杂，骨转移带来的癌性骨痛、治疗耐药性的产生，让患者陷入治疗无助感与无望感，同时伴随对死亡的恐惧、对后续治疗的质疑，躯体症状与心理问题相互交织形成恶性循环，还会加重家庭的情感与心理负担。

    因此，这类复杂的心理问题并非单一学科能解决，需要肿瘤科与心理科专家协同应对、及时识别干预，才能帮助患者更好地接受正规治疗。

    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反应会随着疾病进程而变化，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与阶段性。这些心理变化不仅影响患者的主观情绪体验，也会通过影响治疗依从性与康复进程，进而对长期整体疗效、功能恢复及预后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干预是乳腺癌综合治疗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一理念与国家倡导的整合型医疗服务模式高度契合，其核心是在有效控制肿瘤进展的同时，系统性地降低治疗对患者心身功能的远期损伤。

    在国际临床实践中，针对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健康管理通常采用分阶段、规范化的筛查与评估策略。在肿瘤中心，我们力求在患者初次就诊时，便能通过标准化的精神检查、病史访谈及量表测评，及时识别潜在心理状态。并在确诊后、治疗过程中、疾病复发或进展阶段，以及姑息治疗阶段等疾病管理的关键节点进行动态复评。

    临床常用的心理评估工具中：一类是通用评估工具，包括他评量表，如经典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项、21项或24项）与汉密尔顿焦虑量表；以及自评问卷，如心理痛苦温度计（DT）、患者健康问卷-9项（PHQ-9）、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7项（GAD-7）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这些工具有助于快速评估心理痛苦、核心情绪症状及睡眠问题。另一类是癌症特异性评估工具，例如癌症复发恐惧量表、癌症相关认知功能评估量表、癌因性疲乏量表、生活质量核心问卷（QLQ-C30）及其乳腺癌特异性模块（QLQ-BR23）。此外，临床还需结合针对症状负担、治疗不良反应、身体意象改变及“经济毒性”等维度的特异性评估。这些系统化的评估对于后续临床决策与患者随访管理至关重要。

    乳腺外科长期临床实践表明，精神心理科的早期介入对患者的治疗康复与情绪稳定具有关键作用。肿瘤科医生作为患者诊疗全程的核心接触者，能够第一时间捕捉患者的心理变化，因此需在确诊、方案调整、疾病进展及长期治疗负荷较高等关键节点，通过规范化筛查主动识别心理高风险患者，并及时启动心理科的转诊或会诊流程。而心理科则需依托专业优势，以系统化评估与循证干预手段，帮助患者改善焦虑、抑郁状态，缓解治疗相关心理问题，为患者顺利完成长期抗肿瘤治疗提供心理支撑。

    自冯威教授团队入驻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开展相关工作以来，这一模式的实践成效已较为显著——尤其针对病房患者，以及治疗过程中存在各类精神或心理障碍的患者，均提供了重要支持，有效助力了整体治疗的顺利推进。当前，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已构建起多学科协作的规范化模式，通过定期联合会诊、开设转诊通道、心理科医生驻病房查房等方式，为不同阶段的乳腺癌患者提供针对性心理支持，使治疗流程更连贯、稳定，为患者的长期康复奠定了基础。

    在MDT模式中，肿瘤科医生在关键节点承担心理问题识别、转介及心理教育的责任，心理科则提供专业的评估和干预支持，两个学科通过规范化的流程形成信息反馈的闭环，让协作更具价值，推动乳腺癌诊疗从单纯的疾病治疗，转变为全程的整合管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在乳腺外科和内科病房建立的心理绿色通道，正是这一模式的落地实践：患者住院后，由乳腺外科和内科护士完成常规的入院心理筛查，并实施分层级管理，对于轻度心理问题的患者，由心理护士、床位医生进行疏导关怀并提供心理资源；对于中重度以上心理问题的患者，立即启动会诊，心理科医生会快速到床旁评估并制定干预方案，同时引导患者出院后到精神心理科持续随访。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心理查房、床旁术前减压、团体艺术疗愈、乳腺癌伴侣沟通工作坊等多元化的心理干预模式，大幅提升了患者心理问题的识别率，确保患者手术前后及长期放化疗过程中，能平稳参与治疗。

    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乳腺癌患者，治疗的最终目标都是希望患者能活得好、活得长，但进展期尤其是骨转移的乳腺癌患者，面临的诊疗形势更为复杂，与早期患者在治疗目标、心理状态上存在本质差异，治疗策略也需针对性调整。

    从治疗目标来看，早期乳腺癌患者大多可以治愈，治疗核心是治愈疾病、最大程度降低复发风险；而晚期患者大多无法治愈，反复治疗的耐药性、远处转移引发的躯体症状等问题贯穿病程，因此治疗目标转向长期疾病控制、症状管理、副反应管理及生活质量提升的慢病化管理。

    从心理状态来看，进展期及骨转移患者承受着躯体与心理的双重叠加负担，癌性骨痛等躯体不适、对治疗疗效的持续担忧，让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更为严重，甚至对治疗失去信心，而全球多项研究均显示，焦虑、抑郁这类长期的慢性应激情绪，会促进肿瘤进展，甚至影响免疫治疗等药物的疗效，同时治疗带来的经济负担，也会对患者及家庭造成进一步冲击。

    针对这类患者的长期治疗策略，首先要优化抗肿瘤治疗方案，在保证有效性的同时，更注重方案的耐受性与可持续性，避免因累积毒性、经济负担过重导致治疗中断；其次要做好骨相关问题的管理，在靶向、化疗等抗肿瘤治疗的基础上，规范联合地舒单抗、双膦酸盐等骨改良药物，缓解骨痛、降低骨相关事件风险；再者要强化心身同治的综合干预，将心理干预与抗肿瘤治疗、骨健康管理结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于2025年发起“音乐疗愈病房”项目，联合心理科、上海市癌症俱乐部及音乐学院等多方力量，旨在探索融合音乐疗愈与心理干预的整合支持模式，以提升患者治疗体验与疗效，并由此衍生出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例如针对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对患者及家庭造成的持续影响，我们致力于早期识别与干预，以缓解其心理困扰、提高治疗依从性与整体疗效。目前，医院外科、内科团队与心理科已在此领域开展长期合作与实践，相关工作仍在持续完善中，未来需各界进一步协作，深化共同探索。

    进展期及骨转移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问题具有更强的特殊性，死亡焦虑、治疗无助感等情绪如果未能及时识别和干预，会严重削弱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因此系统化、循证化的心理干预，与肿瘤治疗、骨健康管理同等重要，是这类患者长期治疗策略的重要支点。临床中需采用有明确循证证据的心理干预方法，比如认知行为治疗、接纳承诺疗法、正念干预与心理教育等，帮助患者重建对疾病的理解与掌控感，缓解负性情绪。我近期出版的《癌症患者的短程认知行为治疗新范式》中，也分享了诸多短程、有效的心理干预方法，希望能为临床解决癌症患者的现实心理问题提供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