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HER2阳性乳腺癌，HR+/HER2-乳腺癌的整体诊疗进展相对平缓，而CDK4/6抑制剂的临床普及，成为近年来该领域最为关键的突破。目前，新一代CDK2/4/6抑制剂已获批上市，各类CDK抑制剂陆续覆盖二线、一线乃至辅助治疗阶段，全面拓展了适应证范围。在临床实践中，合理用好CDK4/6抑制剂，需要厘清多项核心问题。

  首先，在众多CDK4/6抑制剂并存的情况下，如何结合药物属性完成最优选择，是精细化治疗的首要前提。临床需严格参照不同药物的临床试验入组标准，结合患者个体情况精准匹配用药方案。其次，应依据药物不良反应谱与安全性特征进行差异化选择。部分药物腹泻不良反应高发，针对存在慢性腹泻、肠道基础疾病的患者，应尽量规避使用；对于肝功能储备不足、合并肝损伤的人群，需减少高肝毒性药物的应用；针对基线中性粒细胞水平偏低、骨髓功能薄弱的患者，则需避免骨髓抑制作用更强的药物，个体化安全用药是全程管理的关键。

  与此同时，CDK2/4/6抑制剂的跨线临床应用应当保持审慎态度。当前乳腺癌治疗格局持续革新，临床可选药物愈发丰富，除传统化疗外，尚有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及PARP抑制剂可供选择。因此，一旦确认对CDK4/6抑制剂发生耐药，及时进行基因检测以明确耐药机制十分必要。若检测发现存在PI3K/AKT/mTOR信号通路的基因变异，则应优先考虑使用PI3K/AKT/mTOR通路抑制剂，且目前相关药物的临床可及性已显著改善。

  此外，ADC药物为耐药后治疗带来全新选择，HER2 ADC药物在HR阳性、HER2低表达人群中已积累充足循证证据，TROP2 ADC药物在内分泌多线治疗失败的难治性患者中，相较传统化疗可显著提升治疗获益。因此，如何在CDK4/6抑制剂耐药后，将这些新机制药物进行合理的排兵布阵与序贯整合，对于改善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的整体治疗结局具有重要意义。在临床实践中，唯有践行个体化、精准化的治疗策略，方能真正实现患者既延长生存又保障生活质量的目标。

   乳腺癌乃至各类恶性肿瘤的诊疗，均离不开多学科协作的决策支撑，CSCO BC 专委会始终高度重视 MDT 模式在乳腺癌规范化诊疗中的核心价值。这一点从其成员构成的多元性中便可见一斑，委员会成员涵盖了肿瘤内科、外科、放疗科及病理科等多领域的专家。特别是在乳腺癌已全面进入分子分型指导精准治疗的时代背景下，MDT 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愈发凸显。

  关于 MDT 模式的落地与推进，目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既往曾强调以疾病为中心的多学科诊疗模式，而近年来则更倡导向以患者为中心的 MDT 模式转变。无论核心表述如何演变，其本质内涵均一脉相承，即通过跨学科专家的协同参与，为患者制定最优化的治疗策略。即便是早期患者，也需要多学科协同整合手术、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内分泌治疗、放疗等多种治疗手段，实现方案的科学统筹。

  以放疗为例，部分患者可通过升级放疗方案豁免腋窝淋巴结清扫，在保障同等疗效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上肢淋巴水肿等远期并发症风险；同时，针对Luminal A 型等低危亚型、系统治疗应答极佳的患者，也可合理豁免术后放疗，减少过度治疗带来的损伤。病理学科在MDT 团队中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伴随 ADC 药物的广泛应用，传统 HER2 阴阳二元分型已无法满足临床需求，HER2 低表达、HER2 超低表达的精准区分，已成为指导新型靶向药物用药的重要依据，病理精准分型为全程个体化治疗筑牢基础。

  具体到临床工作中如何有效推进MDT 团队的建设与常态化运行，我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实践经验或许可提供一些参考。我院针对包括乳腺癌在内的多种肿瘤，建立了“广覆盖、无死角、固定时间地点人员”的常态化 MDT 工作机制。每一例入院的乳腺癌患者均会被系统纳入遴选流程，并于每周一下午，由上述多学科专家团队集中进行 MDT 讨论。对于病情相对简单的病例，予以快速审核通过；对于病情复杂者，如存在多发淋巴结转移、特殊分子分型或伴有重要脏器功能基础疾病等情况，则逐一进行详尽的跨学科探讨，为患者量身定制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该模式运行近三年来，累计讨论病例逾 2000 例，不仅获得了患者群体的广泛认可，更显著提升了学科诊疗能力与区域影响力。

  针对基层医院MDT 团队建设薄弱、学科配置有限的现实难题，区域化线上 E-MDT 模式是高效可行的解决方案。依托互联网平台搭建跨院级协作体系，整合区域内优质医疗资源，通过远程会诊为县域及基层医疗机构患者提供同质化多学科诊疗服务。国外已有成熟的区域 MDT 实践经验，以区域为单位统筹疑难病例研讨，能够有效缩小城乡与区域诊疗差距，保障基层患者平等享受规范 MDT 诊疗。

  我们也欢迎安徽地区有MDT 需求的基层单位接入我院的 MDT 平台，目前我院仍以公益帮扶形式，免费为基层提供多学科联合诊疗方案的制定与指导服务。